用本能、情感来说明仁、良知，的确有把儒家哲学非理性化的趋向，但同时也表现了儒学情理合一的特征。
[27]《二程遗书》卷2上，《二程集》。他说：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。
传统或道统中的有永恒价值与时代意义的东西很多，这方面我们还要充分地作进一步发掘，它对解决人的问题及现代文明所面临的危机确实有积极意义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则说道行之而成。[24]《正蒙·诚明》，《张载集》。[23] 如上所说，道在理学家那里是一个和理、气与心诸范畴联合使用的范畴，那么，它有没有独立的特定内涵呢？有的。[18]道以所以然之理为主要内容，故程颐说：所以阴阳是道。
因此，道绝非一超绝的实体，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，它必须也只能通过形而下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。[4] 但在老子、庄子这里，天道自然与仁义基本上是对立的。他说：性情皆出于心，故心能统之。
他把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发展到极端，以致否定了实践的客观现实性，合行于知了。[31] 他以心为太极，万物为分殊，提出心外无天地神明的思想，把朱熹学说向心学推进了一大步。[21] 朱熹：《中庸章句》二五章。[5] 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五。
到了黄宗羲等人，竟和朱学的另一派批判者王夫之殊途而同归。关于王阳明同朱熹、陆九渊的关系，他自己有明确的叙述。
朱熹哲学的矛盾，不仅表现在心与理的问题上，而且表现在心与物的问题上。[48] 吴澄：《吴康斋先生集》卷六。如果能尽心而知性而知天，就是大学所谓物格知至也，是知到十分处也[41]。他大声疾呼要自由，并不是离开天理去求别的什么自由，更不是对天理的批判。
在作圣这一点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只要能觉悟到，就能点铁成金，这当然很简易，朱熹却烦琐得多。从思想渊源讲，它上接孟子，下继陆九渊，特别是朱熹的心体说。若向此边参得透，始知吾学是中庸。[23] 朱熹：《答吕子约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八。
一般认为，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思想，故称程朱理学。[43] 吴澄：《草庐文集》卷四。
[86] 就是说，它既是道德标准，又是真理标准。王阳明作为心学集大成者，毫无疑问，继承了陆九渊思想。
但它不在心外，它就是主体精神。[84] 王阳明：《传习录》下。[10] 道心虽杂出于人心之间，但它是形而上之理。[75] 王阳明：《传习录》上。[5] 又说，心者天理之主宰也[6]。[55] 陈献章：《白沙子全集》卷六。
他的知行说的特点是知行互发并进说，但是他又接受了程颐的知先行后说，因而陷入了矛盾。其次，良知是一种自我觉悟。
朱熹不是简单地回到天理，而是把理安置在人的心中，通过穷理尽性，达于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。他提出男儿须挺然生世间，男儿到此是豪雄[52] 的口号，以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显示人的道德尊严，提高人与天地参的地位，把理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，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
但是，他又主张格物致知，即物而穷其理。因此，他提出惟心无对[22] 的思想。
……若圣门所谓心，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，莫不该备而心外无法。[86] 王阳明：《传习录》下。[65] 王阳明：《答友人问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四。王阳明虽然不是新时代的思想代表，但是他的哲学中的矛盾，却被他的后学所利用，并从中发展出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思想，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，同时也就宣告了王学的破产。
[37] 黄宗羲：《宋元学案》卷八十。但是，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间，不仅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，而且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，朱熹理学直接演变成王阳明心学。
而陈献章思想，就是王学产生的直接来源。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，不仅是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的不彻底性，而且是针对理不离气的唯物主义学说。
但是按照王阳明的办法，作圣之功也很不易。首先是心学本体论问题。
[15] 万事万物都是心派生的，有心而后有物。他批评朱熹分知行为两截，其中不无合理因素。能反而求之，何物非我？[44]学问不本于德性，则其蔽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，故学必以尊德性为本。他说：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者乎？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？[32]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。
[54] 他用佛、道语言，讲的却是儒家中庸。因为朱熹对心即天的说法，多少还是有保留的。
[24] 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三六。所谓本原、妙用、能事、极功，把他的心学思想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。
他作诗道：六经尽在虚无里，万理都归感应中。他批判心即理说是佛教以知觉作用为性，并批评陆学是禅。
